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最内核是为数字、信息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如5G基站、IDC数据中心等;第二层次是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项目;第三层次是新能源产业提供支持的充电桩、光伏、垃圾发电等;第四层次是补短板基建，如科技园区的开发、连接城市群内部的城际高速铁、轻轨等。“新基建”短期看可以稳投资，发挥“乘数效应”，长期看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释放经济潜力的重要措施。建设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既关系到一国能否搭上智能化时代的快车，也关系到一国能否占据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新基建”也是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5G、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尤其在疫情的冲击下，“新基建”被赋予更多责任，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回复正常轨道。同时，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有力提升中国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水平。
一、“新基建”将提升长三角发展潜力
长三角是全国最活跃及最具有创新潜力的经济圈之一，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更多的城镇化人口将会聚集到长三角城市群，未来长三角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面临短缺。发展“新基建”会为长三角基础设施的完善补缺补短，极大推进长三角城市化进程。长三角也是全国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三省一市优势互补，大力发展“新基建”有利于加强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政府和民间的协同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同时长三角已经开始围绕数字经济形成了很好的产业生态圈和集聚效应，例如浙江杭州。随着后疫情时期的生产复工，伴随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发展，或进一步启示企业提高自动化程度，通过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云计算、物联网等，将生产程序、生产技能智能化，将办公模式、办公场景多样化。同时，其先进经验和创新产品也具有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辐射的空间。
二、PPP模式在“新基建”中发挥的作用
相对传统基建，“新基建”具有更明显的技术创新性，且与其关联产业链融合度更高。数字化技术是“新基建”所依赖的特质，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地方政府所具备的核心能力。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中，只有少数新基建项目可以单独由地方政府或其平台公司投资实施，更多的将由具备技术能力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模式自行商业化实施，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实施，这给PPP模式带来了新的内涵和应用空间。
PPP可以提高“新基建”运行效率和投资效率。作为当前最佳的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无论是合规性、履约保障、政策支持、融资便利还是信息披露，PPP模式的优势都很明显。民间资本的参与可有效发挥其所具有的内在创新动力和灵活的市场反应能力，实现提质增效，项目可行性大大提升。大量“新基建”项目可以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方式实施。尤其在“新基建”中的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完全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来自求平衡的项目。同时，PPP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积累经验，已经初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和项目质量安全。
PPP模式可缓解“新基建”的财政压力。新基建的发展融资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财政缺口的解决，无论是动用财政存量资源弥补，还是以债务形式留给未来弥补，都会增加2020年的收支压力，PPP无疑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PPP模式助力“新基建”有助于产城融合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新基建”是高新科技与基础设施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有机整合，是集中研、产、用、管于一体系统推进，其与开发性PPP具有天然的协同性。同时，“新基建”多涉及科技领域，其建设对于当前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PPP模式中的社会资本注入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采用PPP模式建设新基建，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可以起到“双重发力”的效果。
三、PPP模式参与长三角“新基建”的现状
1.长三角“新基建”的发展蓝图
近期，首个《中国“新基建”竞争力指数报告》出炉，江浙沪分别位列全国二、三、四位。由此可见，长三角“新基建”已然走在了我国前列。同时，对“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在2020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一斑。《2020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进5G网络市域全覆盖。基本建成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资源平台。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实施智慧城市场景开放计划。《2020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网”，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加快5G通信网络和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2020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加快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改造。超前布局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第三代半导体、下一代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推进“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建成5G基站5万个。加快推进软件名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数字经济平台建设。《2020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建设江淮大数据中心。促进5G移动互联建设和5G+产业发展。推动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深化数字经济，推进建设“城市大脑”。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智慧城市、5G网络、大数据中心、数据平台、数字经济是长三角未来发展“新基建”的主要发力点，并结合了各地区的发展特点，提出各自的目标。
2.长三角PPP参与“新基建”的现状分析
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机制，如果应用得当，可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实现物有所值。长三角PPP发展已经进入了更规范的发展时期，同时步入快车道。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逐步加快推进项目合作、平台共建和政策协同。《2018年中国城市PPP发展环境指数》的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PPP发展环境在全国位于前列。从政府能力、财政保障、营商环境三个维度看，5个PPP发展环境评级为AAA的城市中，杭州、宁波上榜，排名仅次于北京，52个PPP发展环境评级为AA的城市中，常州、合肥、湖州、嘉兴、南京、南通、上海、苏州、台州、泰州、无锡、徐州、扬州、镇江、舟山等15个城市上榜，长三角城市约占1/3。但是从发展需求维度看，上榜的长三角城市都具备发展需求很弱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长三角的发展。
“新基建”发展空间巨大，但是涉及长三角“新基建”PPP项目数量很少。PPP分类中，“新基建”包括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智能、智慧城市、科技等;“类新基建”包括垃圾发电、轨道交通、园区开发。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网站公布的PPP入库项目来看，截至2020年3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入库数量约为1500项。其中浙江500余项，江苏400余项，安徽470余项，上海仅5项。其中，“新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类新基建”项目上，如垃圾发电、城际轨道交通、科技园区。数据中心相关项目上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1至3。新能源充电安徽有1个PPP项目，5G网络PPP项目长三角三省一市均没有涉及。在所有“新基建”相关的PPP项目上，上海均没有涉及，这也反映出长三角尤其上海在PPP项目中具备发展需求很弱的短板。
在当前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下，多个省市已经公布了数十万亿基建投资计划。在大力发展“新基建”的背景下，长三角更应充分发挥PPP的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广泛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四、加快推进PPP模式在长三角“新基建”中的应用
首先要积极开展PPP项目的推介工作，让长三角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到PPP项目中，更好的发挥民间资本创新以及市场导向方面的价值。全面打通、拓宽民间投资、民营企业进入“新基建”领域的渠道，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新基建”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的回报机制。完善纠纷的协商、专家决定、仲裁和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对PPP项目各方参与主体，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契约，打消民营资本顾虑，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进而促进各方之间有效合作，促进PPP模式在长三角“新基建”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
其次，在PPP模式应用到“新基建”上，要充分利用“新基建”的高技术特征，创新商业模式，实现项目商业、财务、财政可行。同时，要严把质量关，进行充分的前期论证，设计完善的交易结构，政企双方建立风险合理、权责清晰、盈利模式可持续的合作共赢关系。
最后是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新基建PPP项目周期长，时间可能跨多届政府，因此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管理效能。由于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中既是商业合作又是项目管理，应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避免在实际运作层面出现明股实债、政府兜底等现象从而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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