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在当前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下，多个省市已经公布了数十万亿基建投资计划。疫情暴发后，基础设施建设在稳投资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新基建”一词也成了近期市场热议的话题。
市场上不少专家表示，PPP在我国经历了6年多的实践探索，步入了规范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并且其固有的服务基建的特性，使得PPP在新基建的建设中大有可为。
新基建是对冲经济下行影响的重要方式
新基建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措施，短期看可以稳投资，发挥“乘数效应”，长期看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释放经济潜力的重要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财政部、国家发改委PPP双库专家孟春表示,从内部看，受“三期叠加”影响，2019年国内经济增速逐季放缓，全年GDP增速为6.1%，消费、投资总体呈下行态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从外部看，受中美贸易摩擦和世界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全球贸易活动低迷,世界经济回落态势明显。
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2020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中餐饮、交通、娱乐、旅游等行业的消费呈明显下跌，加之目前新冠疫情对国际上各国家的影响不断加深，对经历过中美贸易战的外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此，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效应对疫情的影响，目前来看最佳的措施还是向基建投资要潜力。孟春认为，新基建作为基建领域的新兴力量，虽然目前所占比重不大，但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短期看，传统基建仍是当前稳增长的主导力量，但是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随着政策的不断引导和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新基建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新的风口。”孟春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PPP研究所所长彭程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更明显的技术创新性，且与其关联产业链融合度更高。他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基础建设是相对应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补短板、保存量(或基本盘)的作用，而新基建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具有促转型、扩增量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所在。
龙元建设集团副董事长、总裁赖朝晖从投资人角度对新基建领域进行了分析。赖朝晖说：“从投资人角度，可以看到5G网络、数据中心、新能源等等原来不太会和基建挂钩的词语越来越多出现在了政府的报告中，从这些技术衍生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等，都是奔着极大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效率去的。这是传统基建投资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需求，互联网的应用已经无孔不入，基础设施也要充分运用这些技术红利。”
PPP与新基建天然契合
与传统基础设施项目最大的不同，新基础设施更加依赖于数字化技术，这并不是地方政府和政府平台公司的核心能力，因此，只有少数新基建项目可以单独由地方政府或其平台公司投资实施，更多的将由具备技术能力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模式自行商业化实施，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实施，这给PPP模式带来了新的内涵和应用空间。
根据明树数据的统计，在全国已经落地的16.51万亿的PPP项目中，包括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质能、智慧城市、科技等项目的新基建项目投资仅为1141.24亿元，占比0.67%;而垃圾发电、轨道交通和片区开发等类新基建项目占比14.96%。
孟春提出，PPP与新基建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有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
一是PPP可提高新基建项目的整体运行效率。新基建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其中，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完全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来自求平衡的项目。其实早在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充电站建设领域，其中，PPP模式将得到大力推广，该模式提高了项目整体建设运营效率。
二是PPP可缓解新基建的财政压力。新基建的发展融资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预算和实际执行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离年初5%的目标，差1.2个百分点;而支出则超过预算安排的增长率1.6个百分点，留有缺口5748亿元。这个缺口的解决，无论是动用财政存量资源弥补，还是以债务形式留给未来弥补，都会增加2020年的收支压力，PPP无疑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三是新基建PPP大有可为。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规范PPP市场以来，项目的合规性是重中之重，着力由扩大增量向提质增效转变，推动PPP高质量的发展。发挥PPP在新基建中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为PPP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的动力，PPP发展将进入快车道。
四是“新基建+PPP”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新基建多涉及科技领域，其建设对于当前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共治、善治”的目标。同时，由于PPP模式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与社会资本合作，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采用PPP模式建设新基建，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可以起到“双重发力”的效果。
赖朝晖表示，“就国内目前而言，新基建的投资特征与PPP模式的商业模式是天然吻合的。一方面，PPP模式是当前最佳的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无论是合规性、履约保障、政策支持、融资便利还是信息披露，PPP模式的优势都很明显。另一方面，从商业模式而言，大量新基建项目可以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的方式实施，既能激发社会资本的经营活力，政府也可以通过补贴来进行培育发展，所以我很看好新基建和PPP的结合。”
PPP在新基建中的作用
谈及PPP在新基建中的作用，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肖光睿认为，准公益性的新基建可以通过PPP等市场化模式实施。他举例道：“新基建中的另一个典型，新能源充电桩的建设，就属于准公益性的范畴，应当采用PPP等市场化的模式，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施;政府仅根据项目的实施效益补贴现金流的缺口部分。通过市场化模式与政府补助，改善了项目的融资条件，可以协助解决新基建的融资问题。”同时，肖光睿认为，随着债券发行门槛的逐渐放宽，市场化项目可以发行ABS、项目收益债、绿色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认为，采用PPP模式推进新基建项目不仅可以借由更长期限的服务合同来帮助这些企业获得相对确定的未来收益，降低企业业务拓展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支持民企的政策目标，而且社会资本中庞大的民间资本基数也有利于优化全市场的资源配置模式，让PPP模式的功用更深层地触达市场经济的本质。
当然，用PPP模式发展新基建以及与之配套的新服务，地方政府也会从中获得很多益处。因为地方政府引入PPP模式发展新基建，不仅可充分调用这些从事新技术业务的社会资本方的资源和专业能力，也能通过与这些科技类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来达到帮扶地区科创产业发展、建立地方科技产业链生态系统的附加目的，进而让地区内各类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式做得更好，让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走得更为扎实。
此外，唐川认为，当前PPP领域正在进行从“重建设”的粗放时期走向“重运营”的高质量发展时期，而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本质差别是，新基建项目单体投资体量较小——大致以10亿以下投资体量的项目居多，数十亿投资体量的项目极少，并且对社会资本运营能力专业性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新基建PPP项目”以及相应的“新服务PPP项目”是正好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PPP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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