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PPP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我虽然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友，但我在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前曾在中国金融学院工作过几年，因此对这个学校是有感情的。今天，我的发言题目是稳步推动“一带一路”PPP融资模式，实现多方共赢。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的政策目标和金融需求，二是问题和挑战，三是对策建议。
第一点是“一带一路”的政策目标与金融需求。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周大使谈到，其他的发言者都提到了。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沿线国家对国际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九大报告里面特别强调，要以“一带一路”为建设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方的开放格局，创新对外投资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占全球GDP总和的16%，人口总数占全球的43%，对外贸易占全球的21.7%。我想如果把“一带一路”的经济、贸易、国际之间的人员合作都带活了l，会对全球的经济稳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5年3月份，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框架，这个“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框架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整体目标。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产业转移等方面。所有这些“一带一路”的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金。亚行前顾问肖光睿先生曾有一个预测，到203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是26万亿美元。对中国来说，如何提升企业海外融资能力和构建新型的融资体系，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性因素。
还有就是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即风险管理的需求。前面的发言人也已经提到，“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比国内的风险大很多。由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历史、文化、宗教、政治体制差异巨大，还有一些地缘冲突比较频繁。这些巨大的投资风险、市场运营风险，以及海外配置资产的贬值风险，我想单个企业是很难承受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需要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金融天生就是管理风险的，是从资源的期限和区域的错配的管理过程中获取收益的特殊行业，所以金融在管理风险方面有独到的功能，可以通过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补偿的方式减少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我们现在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全部加起来，大概注册资本三四千亿，即便放大，按照银行的放大倍数放到到十倍左右，也就是一万亿左右，这个资金量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产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需求的。应该说，未来PPP的模式会成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的主流融资模式，这也是我们今天成立这个“一带一路”PPP发展研究中心的意义所在。
第二点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认为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挑战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发育不足，很多国家金融市场处于初级阶段，而且信贷风险和其他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这些国家的本国的银行业的不良率都比较高。第二个挑战就是沿线国家对待“一带一路”的心态不完全一致，据我所知有些国家恐怕在现阶段想的只是收益，不一定愿意共担风险。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的PPP模式还有待发展。很多地方存在“伪PPP”现象，PPP立法也较为薄弱。第四个挑战就是PPP项目融资的关键是结构化的融资，因为风险很大，需要混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对生衍生品等等工具，这样才能匹配不同投资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因此这个协调不同利益主体诉求的难度就比较大。第五个挑战就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拓展能力不足。中国银行在海外布局量比较大的是7家上市银行，这这7家银行境外资产占比和境外收入/境外利润的占比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右边这张图是扣除中国银行以后的情况。我们看到2016年，6家上市银行境外资产配置比重占全部资产配置比重8.1%，但是境外的收入占比只有不到6%，境外利润占比只有4.8%，中国银行还有相当一部分业务量是港澳地区的业务量。数字表明，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营业能力相对来说经营能力是比较弱的，拓展能力也比较弱。
这里面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就是海外很多国家政府对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是抱有某种遏制态度的。例如印度，我们去调研时发现，印度限制外资银行派驻海外分支机构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个，这个规定对中资银行经营活动的影响很大，业务规模很难扩大。还有就是有中资金融机构自己的问题，例如前几年很有名西班牙的中行马德里分行事件。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关注的是“三反”。反逃税(洗钱)、反恐怖融资、反腐败融资，这“三反”的一套监管模式对中资银行来说不太适应，我们一整套的管理体制，人才的素质都不适应这个外国监管模式。这种不适应对中资银行走出去，包括其他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长期来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前年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的就是我们中资银行在走过去过程中要非常关注“三反”。今年中国的一行三会也开始提“三反”的问题，注意培养中资金融机构三反的能力。，这块
第三点是对策建议。第一个建议，我认为在风险很大的情况下，要加强与各国沿线国家的政府、国际金融机构、沿线国家的企业和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特别是和当地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可能会分掉一部分利益，但是可以有效地分担风险。特别是和各国政府合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应该做的，因为有些公益性的项目需要政府付费的。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随着走出去规模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覆盖面越来越广，恐怕有很多超出了基础设施投资，超出了政府付费的范围，这块风险怎么来分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中资的金融机构来说，我觉得需要组建银团，通过同外资银行、基金、资产管理机构以及保险机构，通过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来绑定各方的利益共担风险。此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政府的有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强协作，加强协调。
第二个建议是加强政策支持，政策支持这一块对于支持“一带一路”走出去还是存在某种障碍。比如海外投资是项目实施的机构是一些企业，我们的资管机构手里有很多钱，可以通过设立一个股权投资机构或者设立一个债权投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把资金投向“一带一路”国家。但是现在税收政策不太支持，资管机构发行的股权投资计划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同时，投资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中资保险公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于“一带一路”中长期项目投资的资金来源。特别寿险行业，资金的久期平均10到15年，需要有长期的资产来配置。但是目前对于保险资金在投资股权、债权这方面限制比较严格。还有一点限制就是外汇兑换的限制，即便是有好的项目，有资金愿意出去投资，外汇兑换这方面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收紧，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一带一路”的项目，在外汇兑换方面给予适当的放宽。
第三个建议是加强信息沟通。大家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很多企业和很多金融机构都不熟悉，所以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信息就非常重要，包括国情和项目信息，都需要有一个沟通平台，而且投资的成功经验、失败的教训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第四个建议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比如说要加快PPP立法，同时细化国别风险分析。现在有金融机构专门做国别风险研究，这个研究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细化深化，把风险分析更有效地应用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还有就是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工作。
第五个建议就是要发展金融市场，扩大金融开放。发展金融市场，第一个重点就是债券市场。中国债券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能不能对“一带一路”的走出去的项目有针对性的发行一些特别债券。中国债券市场还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来吸引国际的投资者，扩大我们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规模。
第六个建议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看起来和“一带一路”PPP关系比较远，但是这点对于企业有效地应对汇率的风险，对于资本的国际之间的流动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和外汇的期货市场，这个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第七个建议就是中资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快转型，尽快提升海外市场拓展能力。这一点，我觉得对所有的中资金融机构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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