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37年间GDP年均增长9.6%，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5.3%。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间6.8亿人摆脱一天1.25美元的世界贫困线，对世界减贫的努力做出巨大贡献;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经验来看，我国应该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访问东盟时，在印尼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动一个自东向西的横跨亚洲，直达欧洲、非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个倡议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倡议不仅符合我国自己的利益，能够打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个资源，而且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消除其限制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瓶颈，助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增加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就业和增长，助其走出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的经济疲软，恢复增长的常态。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管是生产建筑材料的产业还是施工的能力上均有比较优势，建筑所需的钢筋水泥，我国的生产能力超过全世界的一半，工程建设的价格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第二，中国现在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展望未来，中国的经常账户每年都仍将有盈余，外汇储备还可能继续增加，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来投资于“一带一路”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发展中国家制约其发展和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帮助他们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会广受欢迎。第三，中国有发展阶段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最大的出口国。现在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到其它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不及中国的一半，是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好地方。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的总体规模是970万人。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条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海外转移时，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的规模是230万人，我国台湾是150万人，香港不到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我国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则是1.25亿人，其中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就有8500万人，能够有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2015年以来，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围绕着“一带一路”，在中国和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布局。中央政府也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概念，助推企业吸收社会资本，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这些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够为其创造就业、增加出口。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哪个发展中国家抓住了这个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那个国家就能实现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也会给发达国家带来梦寐以求的不断扩张的市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合作，能增加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打通国际贸易通道，消除设施阻塞，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能力。然而，“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的地域宽广，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其融资需求远远大于当前的供给。以亚洲为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预测，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额需22.6万亿美元，即平均每年需投入1.7万亿美元，而当前的融资渠道每年只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大多数项目目前都是由政府开发和资助的，其融资来源包括：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投资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此外，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也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部分资金。但这些融资渠道对“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所提供的融资规模非常有限，不足以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需要充分引入私人资本的参与，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融资渠道来弥补公共资本的缺口。国务院也已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将吸收社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基金等形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需要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带动民间资本，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
但是，“一带一路”项目大多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且投资周期长，资金规模大，风险较高，短期回报率通常达不到私人资本的盈利要求。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商业投资环境和政治环境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还面临着跨境基础设施的融资市场不完善等问题，使得私人资本投资于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激励不足。而PPP采取政府与私人部门相互合作的模式，由项目参与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其核心原则是将不同风险分配给能够最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该风险的一方。在PPP模式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实现互利互惠。私人部门拥有较高的市场敏感度，在项目建设和营运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提高项目建设和经营的效率，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政府部门应当为私人部门的融资提供担保及政策支持，而私人部门则应选择合理的融资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和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政府部门还应承担PPP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面对的政治和法律政策风险，例如规划变更、政府换届等，当出现此类事件时，政府应切实保护私人部门的利益，避免其受到巨大冲击。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具备了利用PPP模式开展国际工程建设项目的经验，特别是在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建设方面，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2015年ENR评选的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当中，有65家中国企业上榜，占企业总数的26%。中国企业参与PPP项目的丰富经验与较强的建设运营能力，无疑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区域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伴随着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不断发展，不仅能够为中国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还将充分调动沿线国家的社会资本，促进各国之间的金融互通，真正实现“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可以给中国一个更好的对外环境，并且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帮助发达国家走出当前的困境，实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国际和平、发展、共赢的新秩序、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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