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尽管管理库PPP项目落地规模逐步增加，专项债加大发行，但是基建投资增速依然保持低位，不及市场预期。
对此，市场从多方面探寻其缘由所在。有些学者从数据分析方面提出，管理库PPP与专项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竞争关系，此消彼长过程中抵消了一部分效果。市场人士亦从实操角度指出，基建投资增速困境症结在于“缺项目”而非“缺额度”。
新七公政信综合各家观点，进一步得出的分析结论是，投资项目的非生产性，是造成“缺项目”的深层原因，片面强调所谓的外部溢出效应，而忽视了项目本身的营利性，就割裂了经济增长引导机制的内在联系，是造成管理库PPP和专项债难以推动基建增长的内在原因。
一、不急不火：决策动力不足
管理库PPP与地方债难以用于盈利项目，在非盈利项目决策程序中难以通过会议;同时，采用这些模式的项目，一般也并非对应指令性的计划任务，压力不大，或者说紧迫性不大。
例如，必须完成的疫情防控任务，迫切需要解决的扶贫工作及环保问题、必须完成的棚户区改造或类似计划任务、拉动财收增长5%以上的产业导入项目、带来财收增长5%以上的地块开发项目。
除了额度较少的土储、棚改专项债外(2020年没有)，大多数专项债和管理库PPP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在我们讨论的专项债和管理库PPP的项目选择之中，显然，前面几种项目的重要性更大一些。
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是，三个孩子的需求：不满周岁嗷嗷待哺要买奶粉的老三、大学毕业希望买套西服一双皮鞋去应聘挣钱回报父母的老大、数学天才想报奥数补习班的老二，作为政府主官，哪一个需求排在前面，哪一个排在后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导致专项债和管理库PPP项目往往难以优先列入地方政府的会议议题当中，要不是支出额度一般较大，恐怕更不能成为最高决策会议的会议内容了。等到上述较为迫切的议题讨论完成后，留给专项债和管理库PPP项目讨论的时间就不多了。
二、不收反支：激励动因不足
换言之，专项债和管理库PPP遇到的问题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它们可能有希望成为优秀的拉动投资手段，但是他们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区县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反而需要基层政府追加投入更多的资金，导致并不能适用地方政府的现实需求。事实上，很多的情况是，对于管理库PPP和地方债项目，不仅不会带来未来财政收入，反而会对未来的财政带来相当规模的运营补贴支出责任，当然往往还会带来一定的股权投资、配套投入、风险承担等方面的支出责任，甚至是当期的支出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库PPP和专项债项目的受重视顺序，当然要排在能够带来财政净增长、或者必须完成的政府工作任务等事项之后了。在我们公号之前所列举的完全政府付费项目案例当中，列举了一个公共预算收入约40亿元的地级市，启动了一个50多亿元的生态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假定绩效合格，则即使不考虑后期运维支出，在之后20年的期限中，每年也要支出5亿元左右用来覆盖投资成本，不难想象的是，当地政府一定是下了很大决心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启动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三、难以派生，加之限额约束
由于管理库PPP和专项债主要作用还在于项目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拉动就业作用，而拉动派生GDP的作用较弱，财政增收的意义更小;同时，绝大多数属于承担支出责任的情形，给地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负担，因此对于地方吸引力较小。专项债属于配额方式管理，而管理库PPP导向确定在提质增效而非开源增收后，实际上总额限定在一般公共预算的10%之内，因此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属于计划性的配额管理体制。即使提高限额，按照财预[2017]35号规定，新增限额分配应当体现正向激励原则，财政实力强、举债空间大、债务风险低、债务管理绩效好的地区多安排，财政实力弱、举债空间小、债务风险高、债务管理绩效差的地区少安排或不安排。这意味着各省市专项债剩余空间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则常常会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和趋势，额度增加很难提高实际债务融资规模，难以形成自发的激励机制。同时，即使全面增加专项债额度，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难以避免带来通货价格的相应变化，抵消了普惠制的专项债效应发挥。
重温43号文引领的筹资模式选择趋势
43号文发布之后的这五年，文件原文提及的“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正在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政府筹资领域工作者因循着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探索，根据项目盈利性强弱，43号文切割的含义进一步演化为对于筹资方式倾向的切割：
1. 对于不易于获取利润的弱盈利性公益性项目，将更多地使用财政资源，所以更多地应当倾向于采用地方政府债券和管理库PPP等公开市场的模式。 文件原文的表述，主要有：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
2. 对于较易于获取利润的强盈利性公益性项目，将更多地产生财政收入，所以更多地应当倾向于采用42号文PPP模式。文件原文的表述，主要有：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43号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42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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