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挑战与威胁的大环境下，我国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无疑产生了精神重塑和利益重组的作用。随着大阪G20峰会的落幕，我国提出的“包容性、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在主要经济体中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效果，并体现在二十国领导人大阪宣言之中。认清海外基建行业的新生态，确认海外社会责任面对的主要议题，以及筹划好海外发展策略，是海外生存发展的紧要任务。
海外基建行业的新生态
2011年以后国际基础设施市场开始快速发生变化，西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同时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兴起，海外经营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
一、市场生态
受到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基建市场增速放缓，从成本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行业转型加速，从单一承包发展为FEPC、投建营一体化等多种商业模式并存。西方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还体现为通过工程和社会责任标准(如SA8000)设置“蓝色壁垒”。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40年(1979-2018)》统计，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亚洲及非洲区域，业务量占80%以上，而这些区域仅占全球工程承包市场的40%;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份额不足2%。
二、治理生态
首先，全球治理体系继续改革。面对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地区发展失衡等威胁，新兴市场权益主张日益增加，而发达国家市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对WTO等现有秩序体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一带一路”倡议仿佛一剂中药良方，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传统单向的全球化模式提出重大挑战。
第二，国际基础设施行业更加注重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指出：“努力建设高质量、可靠、抗风险、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统筹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呼吁‘一带一路’合作的所有市场参与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也提出要建设“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这要求企业按照可持续的社会责任原则，变革内部治理体系，贯通、合理回应利益相关方诉求。
第三，合规风险加剧。巴西建筑巨头Odebrecht经过了五年腐败丑闻的挣扎，终于在2019年6月8日宣布破产保护。该公司的行贿网络遍布四大洲12个国家，甚至导致了2015-2016年巴西经济的衰退。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单边主义势力以长臂管辖、单边制裁等手段全球围堵狙击，海外基建企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大阪宣言中提出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廉洁透明良好实践纲要》，并表示将加大打击海外贿赂的力度。然而在加强规范性的同时，西方某些国家却将合规作为贸易战和单边制裁的借口。
三、发展生态
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不可忽视，但短期震荡中蕴含总体向好的发展预期。2015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及其覆盖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SDG即将完成首个五年阶段。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国近期发布《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就17个SDG过去四年的情况进行检视：世界在消除极端贫困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做得还远远不够，按照2030年实现“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的全球脱贫总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显然远远滞后。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强调：气候变化以及发展不平等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采取多边行动以应对巨大的全球挑战。
同时必须看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新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科技呈现了几何级数增长，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预期。特别是新能源迅速崛起，给落后地区带来了新的希望。《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17.5%用电已经由新能源提供;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国际商业融资快速上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计，2020年全球陆上风电的平均成本将再下降8%达到0.045美元/千瓦时，光伏发电的平均成本将再下降13%达到0.048美元/千瓦时;2020年全球将有超过3/4的陆上风电、1/5的光伏发电的价格低于最便宜的新型燃煤、石油和天然气发电成本。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报告也指出：即便没有财政补贴，可再生能源也是当前最便宜的发电来源。
海外社会责任的主要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提出的一系列系统性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医良方。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分政府间合作文件，与更多发达经济体达成了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多边方案和公共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体系日益完善、理论日益成熟，并实现了与SDG的完美衔接。中资企业海外发展以及海外社会责任首先要对标“一带一路”这些重要概念：“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精神，“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基本方略，“包容性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绘制一幅精谨细腻“工笔画”的要求。作为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承担起“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的责任义务，为此，自身要朝着国家提出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从而胜任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SDG
基于SDG，在接下来的15年内，各国将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同时确保没有一个人掉队。作为全球最广泛的公共议题，可持续发展无疑占据了道德和实践的制高点，已经深入行业内的各类标准当中。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作为最广泛的社会责任标准任然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中也呼吁“一带一路”合作的所有市场参与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再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70多家银行共同遵守的“赤道原则”都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提出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要求。从我国来看，继我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2012年出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之后，2013年商务部、环保部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201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出台《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指引》，都直接回应了行业发展的规范，落实了国家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义务。
不可否认，五年来SDG的推进情况远不及当初通过时的雄心，这给未来10年以极大的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未来几年将成为左右命运的关键时期：拯救我们的星球，达到可持续的目标，以及人类的未来。”下一个10年是决定SDG实现的关键的10年，是“决胜”的10年。
无论“一带一路”倡议，还是SDG，都提出了包容性、高质量、可持续三个概念，这也成为这个新时代海外经营的关键词，成为未来存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海外社会责任的策略
在包容性、高质量、可持续的视角下，新时代海外社会责任应当以履行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责任为总体定位，这不再是海外经营的附属品，而应当成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系统的重要生存策略之一。这是由行业及市场特点决定的，是海外经营思路的根本转变，同时也是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集中实践。
一、包容性的治理体系
包容性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打造责任竞争力。责任竞争力由殷格非等学者于2004年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可，国务院国资委在2011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会议指出“中央企业要想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必须大力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培育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责任竞争力新优势”。责任竞争力既是组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目的的具体化，也是组织将社会责任要求融入到组织各项决策和活动的具体衡量标准。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海外基建企业一方面要转变经营理念，不再是“追着项目跑”，而是应当积极构造内外部生态圈，实现从“拼项目”到“拼生态”的转变;另一方面要转变治理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要求推动企业战略变革、组织变革及流程再造，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价及推进机制。
包容性治理体系的基础是合规能力建设。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门槛不断上升，必尽责任的范围越来越大，愿尽责任范围在缩小，越来越多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而硬约束就触碰到合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简短的主旨演讲中以很大篇幅讲到合规，包括“开放、绿色、廉洁、可持续”“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等。合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走出去”中资企业的大部分业务在新兴市场，合规生态及阻力较大，风险叠加。通过完善自身流程提高合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
包容性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更好实现ESG管理。社会责任的标准及其配套的政策工具很多，ISO26000是最具包容性的标准。但是随着生态的变化，也需要更加完善的解释力。比如学者认为著名的“三重底线”标准也需要“治理”的概念来联通更广泛的框架。这就有必要提到近年来从投资金融领域兴起的ESG(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其优势是引入“治理”这一重要变量。ESG由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首次提出并推动，旨在帮助投资者理解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对投资价值的影响，鼓励各成员机构将ESG因素纳入公司经营中，以降低风险、提高投资价值并创造长期收益，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大阪宣言的“高质量基础设施”部分，同样提到了“提高全生命周期经济效率、整合环境和社会关切、加大女性经济赋权、提高防控自然及其他风险能力、强化基础设施治理”，这表明ESG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的共识。
目前ESG在海外拥有庞大的参与群体。截至2018年末，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共1905家机构投资者签署了UN-PRI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欧洲参与机构数量最多。世界银行建立了与ESG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框架，ESG因素越来越多被纳入到研究和投资决策体系中，而许多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及监管机构也相继制定政策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自愿自主或者强制性披露ESG相关信息。国际上较流行的有MSCI等ESG评价体系。运用ESG标准成为海外基建企业对标全球企业、打破西方国家“蓝色壁垒”的重要渠道。
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大阪宣言中专章阐述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认为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驱动力”。在峰会上，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那么，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标准是什么?这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先进技术和标准，以及高标准的工程质量，更体现在提供不低于也不高于，而是高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需求的基础设施的思想，体现在通过基础设施有效拉动当地经济经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
高质量体现需求导向。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都应该转变过去“拼项目”的做法，建立以需求为导向、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造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
高质量体现“恰当”的商业模式。由于金融危机远期影响、更多新兴市场进入偿债高峰期以及国际信用评价下降，传统的现汇项目、主权信贷项目几近干涸，更多的项目需要融资进场或者投资拉动。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面对广大的西方承包商，我们对业主的要求难以说“不”。但境外投资难是不争的现实，提供高质量的商业模式是对海外基建企业的一大挑战。要大力提倡投建营一体化，推动商业模式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体现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能力。联合国《201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分析指出全球尚有8.4亿人用不上电，其中87%集中在农村。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撒哈拉以南就有6亿人用不上电，为其提供能源基础设施是责任更是商机。同时，随着部分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园区、新城建设项目增多，但这些项目对于企业的要求更高，需要具备相应的综合能力，这就需要海外基建企业苦练内功，做好人才和技术储备，必要时刻更要组团出海。
三、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亚投行副行长兼秘书长艾德明在首届域外年会上指出“我们不承担脱贫任务，也不提供优惠金融政策，这是因为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和互联互通的增强将有助于提升生活水平、普及基础服务”。这表明，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不仅在于工程本身，更在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拉动效应。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核心是要构建发展生态，从传统的“以项目为中心”转变为“以生态为中心”。下面分析几个最重要的生态构建问题。
破解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难题。“资金融通”本是“一带一路”五通之一，金融是重要的保障和驱动力。大阪宣言提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意味着可持续增长及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而这是否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规则体系?肖钢先生在《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一书中提出了“三个不可行”：
“仅依靠‘中国方案’行不通，完全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不可行，当前拖延不决的方式也不行”。国家要建立多元支撑的境外投融资体系：对于政府项目，灵活运用援助、“两优”等政策工具给予国家支持;对于商业项目，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模式优化政策性基金、银行、信保的商业化运作，如亚投行承诺在亚洲市场每年投入100亿美元;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走出去”项目。另外要打破西方信用风险体系的束缚，建立“一带一路”相适应的信用风险体系。
推动新能源技术革新、提高能源效率。能源是工业化和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由于持续的成本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迅猛发展，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冲击提前变成了现实。REN21通过对114名能源专家调查，就“低价可再生能源主导电力市场”达成“压倒性共识”，甚至有专家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可以轻松转型成为100%可再生能源结构。新能源发展的关键要素在于离网、储能和多能互补，要加强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更要注重对新能源的资金支持，把握新能源就是把握时代。新能源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化石能源迅速推出历史舞台。在化石能源具有资源禀赋的地区，仍然要注重使用化石能源，在能源转化效率、控制排放、智能电网等方面提高技术投入，实现化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要链接社会发展，促进民心相通、交流互鉴。首先是愿景目标的融通，海外基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及定位，将“一带一路”倡议、SDG与企业战略要素，主动对接所在国的发展目标，比如深度融入非盟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非洲2063议程)等区域、国家规划，体现主动参与的责任角色。要高度重视“民心相通”在海外经营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在西方和大多数文明中，认为“参与、服务”胜于“捐赠”。
基础设施项目几乎全部都是民生项目，但是能够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尊重当地文化、风俗，主动通过技术培训、社区行动、海外志愿服务等方式组织员工融入当地居民，建立较为稳固的基层信任关系，将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在当地的永续发展提供难得的发展生态，特别是在部分高风险地区还能够建立可信度高、迅速及时的社会安全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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